“靴子落了地，济南影院即日起关门。”3月30日，董文欣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张红头文件，语气平静地说道。当天，济南通报4例新冠阳性病例。
两天前，她还庆幸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济南的影院都开着，只不过上座人数几乎都是个位数。她是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已经忍受了一个月的煎熬。3月以来，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惨遭低谷，继两年前因疫情停摆之后，百丽宫影城再次面临入不敷出，当月收入不抵房租的困窘局面。
有的同行更惨，济南有一家影院一天只卖出去四张票，“还不如关门呢。”
新冠疫情暴发后，继初期停工的半年，电影院的第二次危机已经到来。今年3月，中国内地电影票房超低位运行。3月24日，内地总票房跌破1000万元，止步于965万元(不含服务费)。这是十年来，除疫情复工初期之外，内地单日票房最低的一天。每个影院平均每天卖出50张票，平均每场只有1.8人。
低潮延续至清明。清明节这个迷你档期每年都有5亿多元进账，去年，清明档上映的《我的姐姐》更是收获8.6亿票房。而今年，八部国产片撤档，新片仅有两部引进片《密室逃生2》和《精灵旅社4》撑场面，加上3月上映的《月球陨落》和《新蝙蝠侠》，清明档(4月3日~5日)全国票房最高是在首日为4657.13万元，票房最低在最后一日只有2915.54万元。
2020年7月20日，广东东莞CGV影院国贸店，一位首场观影的观众独自观看电影《中国合伙人》。自7月16日，国家电影总局网站发布了“低风险地区的电影院可以在7月20日有序恢复营业”后，CGV影院国贸店成为了东莞首家通过检查复工的影院。图/人民视觉
疫情无疑是最直接的原因，但在营业率低的表面原因之下，票房冰点还有更深层的缘由。投资收紧、开工不足、片荒来临、不敢上映……疫情再度暴发叠加疫情前的行业寒冬，对电影业的长远影响已经逐步浮现。观众不愿走进影院，实际上是因为没那么多值得去看的电影了。
两年前，人们还在担忧电影院的生死，像过节一样地迎接影院复工。两年后，当电影院再次落入困境，却连一声关心的询问都很难听见了。疫情以及疫情催生的行业重构，颠覆了人们与电影院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当影院已经看似可有可无，也许，“冰点时刻”才真正到来了。
最冷的3月
3月18日，导演蔡成杰看完《新蝙蝠侠》，走出电影院，在手机上瞅了眼票房，低得让他诧异。他手头正有一部新作还没上映，感到一阵来自市场的寒意。“作为拍电影的人，都有这样的担忧吧，”蔡成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也担心将来能不能收回成本，或者让出品方有点基本的收益。”
曾经拍出过《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也挺焦虑，这两年，他注意到因为对票房回收没有信心，很多影片撤档，片方囤积的影片太多，回款压力变大，投资新片的诉求就会减少。“影院的大面积停工，会产生非常持久的连锁反应，整个行业都会出现大面积裁员、公司倒闭。”
影院里的这场倒春寒，是在快速复苏中猝然降临的。疫情控制较为平稳的2021年，全国票房从上一年的203.14亿元拉升回472.58亿元，恢复到2019年的74%。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去年预测，全球电影经过两年的沉淀，2022年将迎来电影市场大年。但事与愿违，今年开局并不顺利，春节档便遭遇同比23%的下滑，之后连滚带爬一路下行。
3月底之前，济南还没有收紧防疫政策，百丽宫影城的票房却跌到去年同期一半左右。影城总经理董文欣分析，今年春节比去年早，3月距离春节档比较远，春节档影片余热所剩无几。另外，新上映的大片也表现欠佳。去年3月，海外大片《阿凡达》和《哥斯拉大战金刚》接连上映，使得三四月这个传统淡季，每月也报收25亿元，而今年3月仅有9.1亿元入账。
这是10年来，除疫情影响被要求全部停工外，单月票房第一次跌破10亿元。
影院经理们在焦虑中等待救市强片的到来，超级英雄大片《新蝙蝠侠》被寄予最大的期待。然而，3月18日首映日这天，与《新蝙蝠侠》同时到来的，还有《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一律暂不开放，可是一些并未出现确诊病例的城市，也主动关闭了影院。有观众电影看到一半，被通知立刻清场关门。最终，虽然电影口碑不错，票房却遭遇滑铁卢，八天后才艰难破亿。当然，这部电影的暗黑文艺气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超级爆款，但这样的票房着实难以匹配“超英片”的身份。
全国影院营业率锐减是票房走低最直接的原因。3月，全国影院营业率跌至50%以下，是自影院复工以来最低点。票房占比前四的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中，沪深两城影院全部歇业，作为重要票仓的华东地区影院大面积停摆，对票房构成重大打击。即使在电影院正常开放的城市，影院也寒气逼人。为了迎接《新蝙蝠侠》，北京首都电影院将晚间的黄金场次大部分都留了出来，西单店晚间将近一半的场次都排映了该片，并且开了零点场。但增长乏力在第一天就很明显了。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分析，这跟全国大盘太低有关，“谁也没想到，全国大盘低到这个份儿上。”
一位影院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影院里的氛围与社会氛围具有同频的特点：当整个社会心态较为积极，影院就会出现叫座的娱乐片;当社会在一段时期里弥漫着焦虑和紧张，人们也很难在影院里找到沉浸的感觉。这既可以在社会心理机制上找到原因，也伴随着片方和影院顺应社会氛围的主动调整。而现在，不论因为疫情蔓延还是国际形势，社会情绪明显是后一种状态。
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影院已经成为受打击最重的营业场所之一。不通风、长时间聚集等因素叠加，使得影院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病毒传染源。然而事实上，影院里至今没有暴发过一次聚集性疫情。“每一波疫情到来，电影院总是最先关门、最后开门，潜移默化地大家都觉得，去电影院观影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董文欣无可奈何。
相比于疫情的困扰，另一个问题更难解。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发现，电影产业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循环：观众觉得影院没那么多好电影，所以不愿意去影院，导致上座率低、票房低迷;片方看到票房低迷，不愿意投钱拍大片，就更没有足够的优质片源。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片荒。
片荒来临
2020年夏天影院刚复工时，有经验的业内人士就预感到，一年后可能会出现片荒。复工初期感觉还不明显，因为积压了半年的已经制作完成的电影涌上院线，带来票房的反弹。但电影一般有一到两年的制作周期，停工的副作用，将会在一到两年之后显现。
于是，2021年暑期档遭遇了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萧条。暑期档原本是全年最重要的强势档期，这一年却低空飞行，从2018年、2019年超过170亿票房，滑落到74亿元。整个暑期档，没有一部卖座的进口大片，也没有一部国产大片，票房最高的是13亿的《怒火·重案》。此前几年，《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八佰》《我不是药神》等30亿以上票房吸金大片，均诞生在夏天。
董文欣认为主要原因还是片源的断档，《长津湖》这样体量的大片，临时从暑期档推迟到了国庆档，导致暑期档大片空缺;如果放在暑期档，国庆档同样缺片。“简单来说，就是整个市场缺货了，没有太多好片子。”她说。
2020年至2021年上映的大片，绝大多数是疫情前拍摄或者已经制作完成的，在两年里陆续释放。比如《八佰》《唐人街探案3》《刺杀小说家》等，它们在影院时开时关的缓慢恢复中，持续提供了热门片源。到了2022年，疫前拍摄的大片已经大量释放，加之疫情后新片开工率降低，造成了如今的片荒。
事实上，观众对片荒的体感，与新片上映的绝对数量没多大关系，而是缺少足够吸引人们走进影院的品质电影。这已经反映在当前的票房结构中。2021年，在《长津湖》《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三部超45亿票房强片之下，第四名《我和我的父辈》直线滑落到不足15亿票房。二三十亿“腰部”影片出现的真空，是片荒的真正来源。同时，爆款进口片也缺席了。《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近百亿票房，无疑大大提振了士气，但现象级爆款之下，隐藏着这样的行业变局。
不过，值得期待的是，从目前信息来看，还有一批名导的作品拍完待映，有的已经在电影院发布过预告，如张艺谋、乌尔善、曹保平、陆川、陈思诚等。这些导演作品“失踪”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据业内人士透露，相当一部分还是档期原因，希望等到疫情防控平稳的理想档期，以规避难以收回成本的风险。
片方对档期的热衷，更加剧了人们对片荒的直观感受。如今片荒最严重的时间段是日常的非黄金档期，因为新片越发积极地向热门档期聚集。去年，31天假日档期贡献了170亿票房，占全年总票房36%。董文欣在网上呼吁，片方不要总盯着热门档期，平常却没片可放。“现在最好的档期是什么呢?全国影院大部分都开着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档期。”她说。然而片方并不这么认为，从票房数据看，档期其实比以往更重要了——去年，元旦、春节、清明、五一、国庆均收获同档期史上最高票房。这意味着，看电影更加具有节庆活动的色彩，而日常观影动力不足，这也是电影市场不成熟度的体现。
2020年11月，电影《气球》上映的时候，全国疫情比较平稳，当时该片制片人王磊还很有信心，认为市场会逐步恢复。可他现在觉得，全国影院关门的六个月造成的是短期外伤，而今天已经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即使开门也没什么片子放，上座率也极低。这种看起来不那么激烈的伤害，恰恰是内伤，要恢复过来就很难了。”他说。
王磊担任制片人的一部新片，原计划今年4月上映，还没官宣定档，就不得不延期。3月以来，全国多地暴发局部疫情，防疫神经再度紧绷，新片纷纷撤档或观望。业内已经习惯这种状态，发行方被敲打得谨小慎微，不敢提前投放太多宣发资源。王磊的新片此前也未做任何宣发，就怕投入打了水漂。
出于对疫情不确定性的防备，新片的发行更加仓促和潦草了。去年，董文欣几乎每周都会参加面向影院经理的看片会，而今年几乎一次都没有。以前有时一天两场的电影主创路演，今年也看不到了。很多新片悄悄地来、悄悄地走，立牌、物料都没有，影院想做点宣传，去网上却找不到多少信息。
作为制片人的王磊通过一个独特的指数观察电影市场，就是朋友圈里的器材供应商。北京郊区有一批电影器材供应商，包括发电车、摄影、灯光等，剧组开工都会找他们租设备。2020年末，《长津湖》和《狙击手》拍摄时，调空了北京的器材。而今年春节后，王磊看到供应商们都在朋友圈发广告，说明开工的剧组少了。这意味着，一到两年之后，或许还有一个片荒期在等着。
娱乐片难寻
浸润于流媒体带来的丰富资源，中国观众的观影选择和审美水平越来越与国际趋近，影院如果无法提供足够多元的影片类型，就更难有让人走进影院的说服力。与其特意留出时间、起身出门，去看一部并不太感兴趣的电影，不如坐在沙发里打开电视盒子。国产片票房占比持续走高的原因，并不能一厢情愿地归为观众审美向国产片的转移，或许是选择范围受限所致。
今年的春节档，已经显现出院线电影类型多元化不足的趋势。
春节档向来都有一两部合家欢喜剧片，并经常成为大赢家，而今年只有一部《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是一部主打年轻观众的喜剧片。这部开心麻花出品的影片起初不被看好，但排片率和票房逆风上扬，在一众主旋律、正能量影片中杀出重围，收获26亿多票房，在春节档中仅次于《长津湖之水门桥》。观众再次用票根宣告了对于娱乐性电影的刚性需求。
高品质娱乐片的缺失，是当下电影市场最引人注目的失衡，同质化的影片容易让观众审美疲劳。这两年，主旋律剧情片的创作和市场都十分兴旺，而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等类型片却供给不足，难见爆款。零星冒出的类型片佳作，立刻获得市场的热捧，比如动作类的《怒火·重案》《速度与激情9》，喜剧类的《你好，李焕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2020年到现在，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里，5部均为主旋律题材，另有喜剧片2部，动作片、系列悬疑片、动画片各1部。这种市场结构在疫情前已有显现，《战狼2》《红海行动》等已经预示着高票房新型主旋律大片的到来。随后，商业趋势、舆论导向和社会氛围达成的默契，进一步将主旋律影片推举成市场主流。反观更早前的2014年到2016三年，票房最高的10部电影里，奇幻片和喜剧片是最卖座的类型。同样是看电影，心态往往大不相同。电影投资人、出品人杨奇枫曾管理华东地区60多家影院，至今他仍记得《泰囧》《寻龙诀》《美人鱼》上映时观众的兴奋。坐在影院里，他真切地感受到电影工业的进步、创作态度的真诚，那是纯粹以电影的逻辑在为观众“造梦”，而不掺杂太多其他因素。“我还能想起看那些电影时热血澎湃的快感，而且从中能看到行业发展的前景。”
调研数据显示，随着院线电影类型的泛主旋律化，影院观众的平均年龄在提高。这跟影片类型的变化有关，也是文化娱乐产业迭代的结果，与电影院竞争人们有限注意力的娱乐项目越来越多了。在线下，有密室逃脱、剧本杀等社交属性更强的选择，线上更有海量易得的视频资源。影视投资外流，杨奇枫这几年的投资方向，也逐步向短视频和文旅等方向延伸。
站在影院角度，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对这两年的电影创作相当不满。她发现疫情非但没有成为创作者静下心创作的契机，反而催生了一批讨巧的片子，都希望“四两拨千斤”，却不会讲故事、不会讲生活。她在网上骂“烂片”，“我作为电影院更要骂，因为‘烂片’对市场、对电影院的伤害最大，观众一次两次都踩雷，以后更不会来看了。”
“缺钱了”
电影院当前遭遇的冰点，其实早有预兆。2021年票房的回暖令电影界振奋，但如果拿着放大镜去检查细节，不难发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征兆：单影院日产出、单银幕日产出、场均人次、场均收益和上座率等各项数据相比疫情前，甚至比最艰难的2020年都在下降，单影院日均收益比2019年下降三分之一。这些数据才是总票房之外，直接决定每个影院生存的指标。
归根结底，人们不爱去电影院了。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票房规模回升，一定程度上也是受益于票价上涨，而非观众的回流。2021年电影平均票价40.50元，高出上一年8.9%，春节档、国庆档等重点档期涨幅更大。涨价固然拉升了票房，却劝退了影院黏性不强的观众。去年票房恢复到2019年的74%，但观影人次仅回升到67.5%。
到了今年春节档，票价上涨幅度更大，单张票价动辄超过百元，导致春节档观影人次仅为1.14亿，跌回2018年之前的水平。竭泽而渔的涨价潮并未带来预期的票房回暖，春节档总票房60.35亿，同比直降23.1%。更重要的是，它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抵触情绪。
作为影院经营者，董文欣对涨价非常理解。“我去商场餐厅吃饭，发现餐厅也涨价了。因为去商场消费的人少了很多，不涨价怎么撑下去呢?”涨价是在观众流失的情况下影院采取的经营策略，结果却又加剧了观众的流失，陷入了恶性循环。
2010年1月10日早上，北京寒气袭人，东五环外的中国电影博物馆，人们排长队购票观看《阿凡达》。图/中新
观影意愿下降、优质影片断档、非档期市场低迷、进口大片缺失……种种现象，说明电影业尚未走出疫情阴影，甚至预示着更为伤筋动骨的变化。如果稍微往前追溯，这种变化实际上是2018年以来行业大调整的持续。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说，2018年下半年开始，资本对于影视行业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行业投资急剧减少，很多项目无法开工。他说，“没有新的公司上市，也没办法进行融资，使一些企业、上市影视公司出现了资金问题。”
2018年是影视行业转折之年，国家数道文件直指影视行业无序扩张，行业经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多轮整顿。此前，影视行业热钱涌流，社会资本大举进军影视，“养猪的、炼钢的、卖烟花的、卖菜的都来收购影视公司。”曾有媒体如此形容。有数据显示，2018年，73家房地产企业开展了影视业务。
资本是奔着利润入场的。市场高歌猛进之际难免鱼龙混杂，每年都会冒出几部低投入、高回报的电影，既有高品质惊喜之作，也不乏投机式的影片。各类资本由此被吸引进影视行业，个个摩拳擦掌希望以小博大。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觉得，那时的电影业甚至有点像赌博，“一个亿拍的电影卖出30亿，谁不眼红?等你手上也有一个亿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弄个电影?”市场红火不免让创作心浮气躁，出现了一批“糊弄观众”的影片，伤害了观众的信心。
导演陆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以“哀鸿遍野”形容2018年以来的影视行业。2019年7月，他的电影《749局》杀青，随后资方资金链断裂，为了做完后期，陆川自己的公司垫资，然后接广告、拍剧、上综艺赚钱续资。2021年5月，《749局》才得以复工。
投资的退潮直接影响到大片的持续生产。杨奇枫觉得，疫情前的《流浪地球》在特效、动画等代表电影工业的指标上均有很大突破，但电影行业却没能继续沿着这条路高速前进，究其原因，就是产业链“缺钱了”。“毫无疑问，对电影投资来讲，现在是个非常糟糕的季节。”劳雷影业总裁、著名制片人方励也看到，影视行业的热钱已经烟消云散，尤其是那些追求短期回报的资本方，对影视行业有更多顾虑。市场不再像以前那么粗放，投资方越来越注重稳定回报。
回顾近些年的电影市场，几乎每过两三年就有“倒春寒”的说法。电影本身兼具的商业和文化双重属性，决定了行业始终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中国新闻周刊》联系了多位头部电影公司的负责人，均不愿就当前的行业问题发表看法。
寒冬的体感传导到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身上。一位电影行业资深人力资源主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2018年开始，电影行业人员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2011年电影市场爆发后，大量人才涌入影视行业，院校相关专业纷纷扩招。但2018年行业遇冷之后，行业容量明显收缩，影视公司挖人更难了，从业者明显更为保守。伴随开工艰难、撤档频发等变故，整个行业焦虑心态也很明显。
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大潮退去后，留下的投资更加趋于专业化，影视创作也稍微回归到“内容为王”的轨道。在热钱奔涌的那些年，出现了很多空有画面、毫无内涵的“PPT电影”，即使大批阵亡、饱受吐槽，都挡不住前赴后继。经历过疫情的冲洗，叫好不叫座的遗珠依然存在，但高票房“烂片”远远少于那些年。从各类影展和创投会来看，影视公司更加频繁地参与其中，物色新导演和剧本，他们越发信任影展的筛选，而不是追逐市场热点闭门造车。“寒冬反而是大浪淘沙的时机，市场萎缩了，其实好项目是更有机会的。” 劳雷影业总裁、著名制片人方励说，“只要有好的创意，我们多邀请一些朋友，宁愿占的份额小一点，多做一点精品，反而是个聚人气的时代。”
“只要疫情结束”——很多业内人士都重复着这句话：只要疫情结束，电影就会回来、观众就会回来、影院就会再次热闹起来……但问题是，影院能撑到那一天吗?
谁来救影院
制片人王磊说，在整个电影产业链条中，很多人认为影院是产业末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应该是产业前端。经济学出身的他用经济逻辑分析，影院代表着需求，需求旺盛才能激发供给。电影公司的投资，如果没法在影院收到回报，就难以维持生产。“河里的水断了，怎么去挑水浇新的苗呢?”
“疫情中受打击最大的，不是电影投资人，不是导演，不是创作人员，是院线。”劳雷影业总裁方励说。电影投资人、出品人杨奇枫身边半数以上民营影院以及有关的影院设计、施工、物业等公司，在疫情后都面临极大压力，比统计数据更令人担忧。他曾经的影院行业同行，失业的有相当一部分，其余的很多也在伺机跳槽。
身处末端的电影院，命运只能被产业链上游决定吗?行业洗牌之后，电影院行业的短板值得深思。
中国的电影院绝大多数都在商场里，楼下是奢侈品、珠宝专卖店，同一层往往环绕着大型火锅店，房租不便宜。方励记得，这是20年前以万达广场为龙头的商城带动的风潮，最终塑造了中国影院的基本布局。“作为房地产开发商，在自己的楼盘建影院成本很低，但对其他从业者来讲，要去豪华购物中心租个场地，负担太重了。”他觉得，应该重新思考院线建设：到底是作为逛商场的附带消费，还是可以作为独立的消费目的地，这是两种不同的业态。他理想中的电影院，应该离社区近一点，不用开车去，24小时营业，也没有那么多的衍生消费。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影院是否具有特色，决定着其自救能力的强弱。国内影院几乎都像超市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供应着同样的商品，单个影院难以具备用户粘性。如果在审批的前提下，能够给予影院更自主的排片权，决定如何安排新片、老片的放映，不仅能以优质老片补充供给，每个影院还能举办自己的影展。循着这一思路，影院还可以考虑通过更多途径，比如咖啡区、观影会、沙龙社区放映等，让影院变得与众不同。
疫情已经迫使一些影院走出了第一步。首都电影院在疫情后，开始举办相声演出、演奏会等活动。如今差不多每月一次的相声专场，观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两百人。但现场演出即使单场收益高于电影，演出数量也远远不及电影。在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看来，相比经营收入的增长，这种尝试更大的意义是理念上的，他觉得电影院现在可能到了一个转型的节点，应该多做尝试。
这些变通目前来看只是杯水车薪，在电影院开发出电影之外的盈利性经营项目，全国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一个更为严酷的背景是，电影院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也值得探究。在这个争夺眼球的时代，小屏幕上的视频获得了更多注意力，也获得了资本更多的青睐。疫情后的人类，已经进化成无比熟稔在线生存的物种，让他们走进电影院，可能需要更多理由。
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未来，为了将观众拉回影院，影院经营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发达国家的影院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已经进入增长乏力的饱和期，疫情之后，电影越来越多在流媒体独家上线，又切去了影院的一大块蛋糕。为此，国外影院不惜血本升级巨幕、音响等硬件设施，甚至更换更宽敞舒适的座椅，提供餐饮和咖啡，希望把观众拉回来。中国的影院也已经趋向饱和，影院从2014年起增长逐步放缓，如今，一线城市影院几乎增长停滞，二线及以下城市支撑着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
“这么多年，我们好不容易把银幕数发展到全球第一的规模，一旦倒掉就很难再起来了。”电影制片人王磊忧心忡忡。他觉得影院一旦萎缩，就是结构性变化，“十年八年可能都恢复不过来”。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人们可能不太需要电影院了，文化消费习惯发生了扭转。他自己就是个例子，今年春节档他一次影院都没进过，春节之后，倒是买过两次电影票，都因为时间冲突没去看，也没觉得缺了点什么。他想看的电影，都是在流媒体看的。“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不再去电影院了，这就很恐怖。”
“影院兴则电影兴，应该成为行业共识。”学者尹鸿和孙俨斌在《2021中国电影产业备忘》中说，即使经受着流媒体的挑战，影院依然是“第一窗口”，是电影价值的第一实现渠道。影院不仅在票房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共时性影响会对电影价值的其他窗口(包括互联网窗口)带来火车头式的拉动效应。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有一个说法：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就是保卫社会。她认为在一个极端个人化的“宅时代”，电影院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的空间。她心中真正的电影是携带着公共议题、负载着公共情感的，从而也是与影院这种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的。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描述得更为感性：“我们在黑暗中一起哭、一起感动、一起愤怒，我们需要找到可以分享彼此情感的载体，电影就是那个载体。”
董文欣对观众的回归依然保持信心，“只要疫情稳定了，来了一个好片子，观众肯定‘嗡’地就回来了。”现实中也提供了这样的例子：3月下旬，疫情中的深圳重开了几天影院，深圳一家影院票房立刻以接近10万的单日票房，连续三天蝉联全国销冠。
“来真的”
影院时常停摆，但上游的电影创作没有停下，拍了暂时放不了的，就攒下来，成为日后复苏的弹药。公众熟知的很多导演，依然在马不停蹄地拍摄自己的新片。最近几个月，国家电影局发布的剧本备案立项公示里，出现了张艺谋的《满江红》、文牧野的《欢迎来龙餐馆》、万玛才旦的《雪豹》、乌尔善的《郑和下西洋》等剧本信息，标注着“同意拍摄”。
一些数据显示了影片创作的繁荣。作为新导新作风向标，FIRST影展的电影市场创投项目征集在3月底刚刚结束。报名的剧本数量逐年攀升，2019年有732份，2020年、2021年分别达到857份和916份，今年初步统计再次达到新高。“你会发现大家写作的欲望被拉起来了，这有点像项目存储或人才存储的阶段，”FIRST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宋文乐观地说，“我觉得是一个利好讯息。”
今年春节过后，有三四个非常有实力的机构找到宋文，希望让他帮忙牵线青年导演，一起合作新项目。但这些导演都有项目在身，分身乏术。宋文感觉到，这一批中青年导演正在旺盛的创作期，疫情也停止不了他们的工作。
去年冬天，导演蔡成杰拍完了第二部长片《四十四个涩柿子》。他的长片处女作《北方一片苍茫》，在鹿特丹电影节收获了最佳影片奖。新片是在杭州一所中学拍的，防疫要求非常严格，学校专门给他们隔出半层楼拍摄，出入都走专门通道，禁止与学校师生接触。庆幸的是没有被疫情打断，45天连续拍摄完成。初秋，在内蒙古《平原上的摩西》电视剧剧组，导演张大磊原本希望抢拍几场夏天的戏，结果剧组居住的酒店附近发生了疫情，管控加严。一夜之间就入秋了，只好在剧本里改掉这些戏。《心迷宫》的导演忻钰坤在南方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他们在深圳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景，甚至为这个场景调整了情节，但后来深圳暴发疫情，去不成了。疫情期间，忻钰坤已经有两部电影杀青。
这些意外的状况，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方式。考虑到各地防疫政策的差别，忻钰坤剧组跟演员沟通档期时，就希望他们能尽量全程跟组。“从前期的筹备、选景、周期的制定，都要考虑疫情的不确定因素。”他说，疫情引发的问题直接关乎到统筹计划和制片成本。
他们也嗅到了市场的变化。忻钰坤发现，资方对项目的选择更加谨慎了，对题材和类型的要求也比以往更有倾向性，因为疫情给社会带来的沉重气氛，往往喜剧或给人温暖力量的题材会成为观众的第一选择。蔡成杰也觉得，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观众可能更青睐一些能够带来慰藉的电影，他知道自己拍摄的题材不是很容易赚钱，早就调整好了心态。他入行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拍电影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疫情只不过让事情更难了一点，“疫情是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去接受的共同困难，那我们就接受，保持创作状态。”
不仅影院需要拯救，尚未培育完成就被打断的电影市场也需要重新建立。重建过程中，相对小众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片、新生代导演或许都面临着更困难的处境。现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上映越发艰难，去年FIRST影展最佳影片《最后的告别》，至今没有找到上映的机会。两年来在各类影展崭露头角的影片，大多尚未进入院线，有些导演已经在影迷圈内出名好几年，却很少有人见过其作品。“现在这种市场情况，对新导演肯定有非常重的影响。”宋文说。
不过，宋文还是希望年轻导演要敢于去做观照现实的电影，敢于挑战不同题材。他觉得有些创作者在躲避现实题材，目之所及，一些导演跑去做低级的搞笑片、古装玩乐片，“这特别伤害观众，觉得你老是不给我来真的。”他以《我不是药神》举例，这也是触碰现实问题的题材，最终收获了30多亿元票房。说明在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里，观众需要娱乐，也需要“来真的”。这些现实题材电影也许会获得意料之外的认可——在影院完全复苏的时候。
“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灾一样”
暂停营业了一个星期，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也并没有心情过一个清闲的清明假期，她重新更新起自己的公众号、在播客节目里聊新上映的蝙蝠侠电影，她认为此时更要提醒人们电影院的存在，不能沉默。作为电影行业链条中的最终一环，她期待出台扶持政策，而政策最好是真金白银：对电影院的经营者进行减税，补贴，减免房租，免收电影专项资金。
她提到的电影专项资金在业内简称“专资”，观众每买一张电影票，票价中的5%就上交到政府性专项资金中，再划拨用于资助影院建设、少数民族电影译制、优秀国产影片奖励等用途。2020年5月，财政部与国家电影局共同宣布，对当时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省影院免收2020年全年专资，对其他省份影院免收前8个月专资。然而，全国影院在前8个月里有5个月停业，本身就不需要交专资。那一年，电影专资规模从2019年的11.93亿元降至2.73亿元。2020年第一轮疫情过后，全国不少地区都发布政策主动拯救影院，相当一部分资金正是来自于电影院曾经上交的专资。
当时，北京向200多家影院补贴了2000万元，对因疫情暂停的重点项目给予了创作制作特殊补贴，北京市电影局发布“致首都电影行业的公开信”，提出三方面措施保障影视业健康稳定发展，其中提到，北京市电影局拟对今明两年重点影片、重点项目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创作项目开设绿色通道，给予包括金融服务、财政资助、创作指导、摄制支持等在内的保障，保证重要项目不停工、不流产、不降标。同时，提前启动本年度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电影类)、电影专项资金资助申报工作，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影视文化企业扶持力度。上海以近1800万元补贴345家影院，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又发布《全力支持服务上海市文化企业疫情防控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将电影业列为重点扶持的对象。一方面补贴影院，依托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因疫情影响停业的电影院，予以适当的补贴和支持;另一方面帮扶重点电影企业和项目，依托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对反映防疫抗疫的优秀电影作品加大培育和扶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影视拍摄基地，予以适当的补贴和支持;广东向影院分配了近5000万元电影专项资金，数额从每家1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浙江以1000万元补贴停业院线，并加大对横店、象山等影视基地的扶持。湖南对单家影院国产影片年度总票房的千分之三作为额度予以补贴，并对疫情过后新开业的影院予以补助。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手推出支持全省电影业抗疫专项金融服务，宣布将拿出 10 亿元专项额度，助力江苏电影业渡过难关，为其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电影局等八个部门还联合发布了江苏 “影十条”，从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信贷投放、减免房租等十方面帮助电影业。之后更持续出台“企业指南 ”“ 电影贷款项目贴息”等，并指导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等地出台对应落实政策……
当时，疫情刚过，无论政策层面还是观众意识层面，都对电影行业所遭受的打击有直观的认识，所以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观众也对重新开启的电影院释放出很大的热情。但是似乎无人预料得到，疫情在此后一直断断续续绵延至今，而在2022年春节之后，形势又突然变得严峻且复杂起来，而此刻，电影业就如同在已经收起冬衣、关闭暖气迎接春天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场低至零下的倒春寒正在袭来，而处于速冻中的电影从业者，似乎已经乏人关注。
作为影迷，何思也开始琢磨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就不愿意再进影院了。原本，几乎每周末都会去电影院，也热衷于参加电影资料馆抢票活动的他，已经好几个月没进过影院。“应该是从今年春节开始的，首先，从内容和类型上来看，片子本身不吸引人。我们在电影院里能看到的类型太少了，太重复了。影迷圈子里讨论的那些热门电影又进不了院线，那我们有什么动力去影院呢?”何思说，“更何况现在的票价又越来越贵。”
票价贵，并非几个观众的个体感受，据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春节档平均票价达到55.2元，创下历史高点，而2021年春节档平均票价是48.88元，2018年的平均票价为39.72元。以石景山万达影城为例，《长津湖之水门桥》的VIP厅最高票价达到199.9元，朝阳区长楹天街卢米埃影城，IMAX版《长津湖之水门桥》均价为159元。这还是北京相对较远的处于东西两端的影院票价。“两个人去看一场不会超过预期的电影，要花掉三四百元，有多少人会去呢?所以，我希望的还是票价能回归常态，看电影最起码不应该成为一种有负担的消费。”
票价变得昂贵，不只是因为各种购票平台不再补贴红包，更多的还是因为疫情之下不确定的大环境让影院经营者不得不急功近利，影院时关时开，观众热情忽高忽低，好片源不敢上映，几种因素叠加之下，只能趁稍热的档期抓紧让票房落袋为安。这成为了一种买卖双方间的恶性循环。
济南百丽宫影城总经理董文欣有一个既简单似乎又不可能完成的心愿——能不能在宣传疫情防控时不潜移默化地让人们觉得去影院观影是一件危险的事。和她一样的从业者也都希望管控政策能对电影院能更柔性，但他们这个话题都讳莫如深，因为他们知道，在整体的严格管理之下，有更多涉及民生的行业也被叫停，似乎不可能对电影院网开一面。
何思最近计划去电影资料馆看塔可夫斯基的旧作放映，他觉得至少那是值得花费时间去观看的大师作品，平时也很少看得到，票价也不过40元到80元之间。“总之，要想让观众回流电影院，一是院线的片子要扩大种类，引进真正的新的好电影，或者让国产电影能扩展类型。第二，就是票价回归正常。”何思说，“电影院本来不会被取代，别让它因为电影之外的原因死掉。”
从两年前的疫情至今，电影院依然处在缓慢恢复期，一些政策扶持也在持续。今年春节过后，国家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服务业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其中有一条特意提及了电影院：不得非经流调、无政策依据对餐厅、商超、景区景点、电影院等实施关停措施、延长关停时间。擅自增加对服务业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也被明令禁止。
但从各地实际情况去看，关于影院的开放政策难以统一。在3月份刚刚发布的《国家电影局关于从严抓好电影院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中高风险地区电影院一律暂不开放，低风险地区电影院要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如今风险区划分已经精确到社区、村庄甚至居民楼，但影院开放政策仍然以区甚至市为单位。
其实，政策层面对电影院的帮扶也在继续，只是相较于2020年疫情过后大规模的帮扶政策，此次的扶持显得更为散点化，比如，近期，深圳对电影院分档予以支持，单个企业最高补贴60万元。温州的影院今年可以领取每个座位每月25元的补助，共计6个月，一个1000座的中小型影院可以获得15万元补贴。截至目前，面向影院的具体扶助政策仍少于两年前，也缺乏针对性。或许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场倒春寒会在这个时刻降临。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4月5日，全国影院营业率只有44.37%，截至4月6日，票房大盘也只有2900多万元。
在宏观的管理、应对和帮扶政策之下，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们自己有着更为实际的诉求。电影制片人王磊打了个比方，他说，影院就相当于土地，土地坏了、没了，就算有种子、有牛、有耕种的人，都没办法产出粮食了。所以目前的政策应该首先保护电影院和影院从业者，比如减免租金、救济工作人员，“首要是救急，就比如救灾一样。只要有生力军在，产业会自动修复，生力军不在了，就没戏了。”制片人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