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画卷在人们的构设、畅议、期待与想象下不断延展，画卷中既光芒四射又阴云密布，仿佛将要通向自然人类社会形态的尽头。有人说，AI时代正在到来，这一画卷近在咫尺;有人说，AI时代已成现实，我们已经身在画中。询问人工智能多久后来或来了多久，不如问一句“我们的社会治理需要准备些什么”来得更加真诚。
没有哪一个社会比我们更加坦诚迫切地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这并非缘于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有多么先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市场有多么广阔，而是我国的社会治理形态使然。一方面，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渴望得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助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超大规模国家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族多元、经济趋强有时带来的却不是引以为傲的优越感，而是对社会治理统一性、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等多方面持续挑战的危机感。尽管我国在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历史中有着丰富经验，但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显然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变局频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介入正当其时。另一方面，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时代延续期盼得到人工智能的技术加持。我国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与世界历史上其他国家相比，“大一统”的超稳定社会形态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当前，要求领导干部挨家挨户关心群众是不切实际的，必须实现政务信息资源的高效整合和公共需求的精准预测，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势在必行。
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与超稳定社会期待是我们为人工智能准备的两道“硬菜”。但是，我们不能只提出问题，而不为解决问题做准备。毕竟，人工智能的解题思路根源于我们自身，并且我们自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想要尽快拥抱人工智能深入参与社会治理的局面，需要加速更新我们的社会治理理念。
首先，我们要做好社会治理从群体之治转向个体之治的思想准备。既有的维系超大规模国家长期稳定的社会治理技术，都着眼于通过对某类群体或某个区域的局部治理拼接出一个庞大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群众关心、百姓需要的共性特征之下，潜藏着亿万个体的个性特征，通过对这些个性特征的放大或缩小来过滤治理范围的传统模式逐渐不能满足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人们期待自己每一项利益活动都得到社会治理的关照，而这也是人们期待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能否认同个体之治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一思想，决定了人工智能真正参与社会治理的时机与程度。
其次，我们要做好社会治理从事后之治转向事前之治的理论准备。尽管我们总是提倡社会治理的理念在于防患于未然，主张预防性治理，但是在治理技术上往往不免陷入针对行为结果的赏罚之治的传统套路中。我们有一套相对严密的面向已然行为的认定规则，但是尚没有一组面向未然行为的判断标准。而人工智能介入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在于预测未然。所以，能否加速形成一套事前治理的理论体系，决定了人工智能真正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效。
最后，我们要做好从关注社会治理体系能力问题转向关注社会治理产品质量问题的观念准备。尽管我们已经将社会规范视为一种公共产品，但是当社会治理出现疑难杂症时，我们的关注点往往在于治理方的“医术不济”。而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之后，治理规范更加真切地展现出生产者的无人格性和用户产品的个性化。用户画像让社会治理的公共产品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私人定制。所以，能否实现社会治理产品供给方向产品质量监督方的角色转变，决定了社会治理真正接纳人工智能的限度。
事实上，当我们想要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向了社会治理的“原子时代”，满足每一个人的个性化的治理需求既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想象与期待，也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参与社会治理的邀请。与其向科学家询问人工智能是否准备好了，不如问问我们自身是否已经有所准备。
